洋务派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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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洋务派的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

军用企业

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40余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汉阳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南纺织厂（1890）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

1870年代以后，各省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

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乃是略带若干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民用企业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洋务派企业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余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织尼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汉阳铁厂等，大多成效较差。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近代煤矿中，如直隶开平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单位。至于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台湾铁路,规复在中法战争中被破坏的基隆煤矿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战争以后，商人对官商合办企业仍很冷淡,据统计,从1895～1911年，全国新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有503家，属于官商合办的只有31家。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了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所以，与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不过洋务派推行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组织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两种社会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极不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顺利发展。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业内官权的膨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原来以商人为主要主持人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都先后进行了重大改组，将企业领导权过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务派官僚集团对近代企业的控制。社会舆论一再抨击这种“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积极性，也表明了洋务派参预近代企业的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借以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在资金来源上采用民间私人资本，追求利润，产品具有使用价值的性质，采用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表明其具有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19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军事工业部门财力不足的问题，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近代民用工业，涉及航运、采矿、冶金等部门，采取了“官为维持，商为承办”的官督商办体制管理这些民用工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例，通过上述表格可以看出，民用工业开始采用近代企业的股份制度，通过社会公开募股，依靠官款和社会的私人资本来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的20年，在与洋商的贸易过程中，诞生了近代中国的买办阶层，他们在这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加上此时原有的封建地主积累财富的方式开始转变，社会上的闲余资本进入民用工业，表明民用工业在资金来源上摆脱了政府收入单一化的局面。从表格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企业的生产中产生了利润的现象，但是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使利润转换为新的资本不同的是，轮船招商局的利润却是以优厚的股息、利息的形态被分配了，没有能够实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企业的创办、生产主要是根据产品的质量、市场需求而进行组织。如基隆煤矿在创办之初，对于煤的质量进行了严格的化验，“煤质坚亮且轻，能耐久烧，并少灰土，洵称好煤”。全面投产之前，丁日昌便计算成本及利润“每吨煤约一元三角，运至香港每吨值五六元，计每吨可得剩余三四元”。开平矿务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一切“仍照买卖常规”，“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由此，我们知道，虽然产品优先供应给招商局、机器局，但是在价格上却是按照市价购买，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则，使商品的性质得以体现。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致使中国大量农村手工业者破产，从而使他们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洋务民用工业采用雇佣劳动方式，聘请洋人技师，“基隆煤矿实行计量工资，平均每采一吨煤，可得工资四角”，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存在于企业之中。但是，这种企业在内部管理上仍具封建落后性。虽然民用企业的资金来源有很大成分是民间资本，然而在“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总的指导思想之下，其企业的管理经营大权仍然控制在封建官员手中，对这些企业实行垄断性的经营，给予这些企业减税、免税、贷款等各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源：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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