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橘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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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他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一代封疆大吏；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等人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这样一位对中国 历史 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史学界和公众对他的评价是多样化的，有关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他治家与教子的理念却一直被大家所赞赏和学习。

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认为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风和家训的重视。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晚清 历史 上唯一一次算得上胜利的外交活动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完成的。他先后出任驻英、法大臣和驻俄大使，他从敌人手中成功收回伊犁地区，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他就是曾纪泽。

曾国藩的三儿子曾纪鸿自幼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他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后世子孙中，也有多人以数学为业。

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朴，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

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 历史 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 社会 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国藩认为，古代君子重视修身齐家，自己修养好，家庭也治理得好，必定自身心安、身强，然后家道振兴；与人相处能使他人愉悦、神灵钦慕，然后有众人前来聚集的景象。“日课四条”作为两个儿子及诸侄辈教育的一部分，据说当时还不是曾国藩自己定的，子女也参与了，共同制订家规，将来怎么可能不遵守呢？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让儿女有更多的责任感。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离不开“勤教”。勤字不仅对子女的教育有用，也跟一个家族、朝代兴衰有关。他曾与赵烈文讨论说，清朝国祚之所以持久，其中有一条就是勤政。这一点跟明朝截然相反。

明朝的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勤政外，剩下的皇帝则大多不堪一言。像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有勤勉明君之风范，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执政后期长达三十八年，荒于政事，日夜纵饮作乐，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本人如此，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和祖父嘉靖皇帝都是如此，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清朝的皇帝则不同，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一代一代的皇帝确实都勤于政事，就是清末的光绪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皇家家法教育出来的，所以曾国藩说，教育子女也应该这样，要勤教。

言传身教，六者皆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重要了，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非常重要。父母经常怎样，子女就会学样，父母平常的行为不管好坏，对于子女来说，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他们无形中就学到了。对于言传身教，曾国藩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从俭的话可以长久，当处在乱世时，犹以戒奢侈为要义。高调炫富，盗贼会盯上你，朝廷也会盯上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乱子。特别在乱世，乱世积财为最大不祥，会招致很多灾难。还有衣服不宜置备太多，也不要在样式上太多装饰，尤其不适宜镶嵌过于华丽绚烂的花边。高调炫耀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女俭朴一点，保持一点纯真。

在工作上，曾国藩常讲“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曾国藩把古人讲的日常工作上要“清、慎、勤”三字，概括为“案无存牍，室无私钱”八个字。“案无存牍”就是不管有多少事情当天一定要办完，不能攒到一起突击一下干完。“室无私钱”，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一分钱是不可告人或者来历不明的。

曾国藩在读书上的示范，可以说是个楷模。曾国藩以身作则，常常带领家人读书，晚上利用闲暇陪着孩子们读书。像《孟子正义》这部书孩子们早已经读过，但曾国藩还要一遍一遍地教两个儿子，他认为书读百遍才能读出味道，每读一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总督衙门，他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读诗书文章至少两到三卷，然后用一定的时间课子读书。直到临死前两天，曾国藩还在读《理学宗传》。

曾国藩非常重视修养的功夫，这也是其成就当中最主要的。幕僚薛福成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之处，称其成功秘诀在于“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前者就属于修身，后者则是说用人。

“清廉”方面，曾国藩一生清廉，临死时没有给家里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共计分成七分，每个人可能分得一千多两银子，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么多。

“孝友”包括两层意思：“孝”是对长辈，“友”是对兄弟姐妹等同辈。关于“孝”，曾国藩就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而对于同辈之人，古人讲兄弟之间最好的道是友道，即兄弟之间要像朋友一样相处。

以上就是曾国藩在六个方面所做的示范，以“身教”影响子弟。

曾国藩对工作、对家人，真正做到了“义无反顾”，他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堪称“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而曾国藩或许不会想到，他留下的家训，也影响着一百多年后的后世之人。

今日话题： 你觉得曾国藩的这几句家训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你为后人留家训，会说些什么呢？

文字参考：《百年家族的秘密》

南唐二陵的陵墓规模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文／谢恬[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15”]

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张载将“为万世开太平”放在最后，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在书里，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甚至有点儿狂热的“愤青”，更有如陈寅恪、吴宓一般沉着冷静，参看时局之人。但是无一例外，作者所说的大师，都是为国奉献，渴望“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战期间，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1939年1月20日，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日：“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来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动乱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张永刚）

南唐二陵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包括五代南唐先主李昪及其妻宋氏的钦陵和中主李璟及其妻钟氏的顺陵。

钦陵和顺陵均封土为陵，陵冢呈现圆形。当地百姓称作“太子墩。顺陵位于钦陵西北，相距五十余米，其北、西面都与山麓相连，隆起不甚显著。二陵的陵园原地面建筑，今均已无存。在陵园地面废墟上，曾挖掘出精工雕镂的柱础石，可见当时地面建筑是较宏丽的。

钦陵规模较为宏大，陵墓上部有一圆形土墩，长约21.5米，宽10.5米，高5.3米。墓道长19米，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十个侧室。前室和中室为砖筑，后室为石砌，均为仿木结构。墓门和墓室的壁面上砌凿有柱、枋和斗拱，其上有彩绘图案。后室的顶部绘有天象，铺地的青石板上雕凿山岳江河，象征地理。

顺陵全长21.9米，宽10.1米，高5.4米，也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八个侧室，全部为砖结构，其建筑形制与钦陵大致相仿，但规模略小。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先主李昪及其妻宋氏的钦陵和中主李璟及其妻钟氏的顺陵。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二陵相距50米。1950～1951年发掘。钦陵全长21.48米，分前中后3个主室及10个侧室。前中室为砖砌，后室为石筑，均为仿木结构，在墓门上和壁面砌凿出柱、枋和斗栱，上有彩绘。后室顶部绘天象，地面刻凿象征地理的河川；进门处上方刻双龙戏珠，门两侧有披甲持剑武士石雕像。顺陵全长21.9米，有前中后3个主室和8个侧室，均为砖筑。内部结构简单，无天象河川，也没有双龙戏珠和武士石刻。二陵遗留文物约600件，包括男女陶俑、陶制神怪及陶瓷器残片等。其中的哀册残片，为判定墓主及陵名提供了依据。

两陵东西并列，早年多次被盗掘。1950～1951年由南京博物院组织发掘，并由曾昭燏主持编写了《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二陵墓室继承隋唐以来陵墓建筑的基本特点，布局规矩，结构严谨，并保存有精细的石雕和彩画，对研究唐宋时期的建筑、帝王陵寝制度、艺术都有重要价值。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唐二陵即公元943年安葬南唐开国皇帝列祖李昪及其皇后宋氏的钦陵和公元961年安葬中主李景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位于南京南郊祖堂山南麓，距中华门约25公里。二陵皆依山而筑，相距约100米，由南唐大臣江文尉和韩熙载设计。东为钦陵，西为顺陵。二陵形制大致相同，在平面上分前、中、后三个主室，每室东西附有侧室，钦陵共有13个墓室，顺陵有11个。后室为陵墓主体，放置棺椁，装饰非常讲究，钦陵后室室顶绘有天文图，地下有青石铺面，刻有蜿蜒曲折的地理图。在结构上钦陵前中二室为砖砌，后室为石造，顺陵则全部用砖砌成。二陵墓门、墓壁的表面皆仿木建筑形式，做出柱枋、斗拱等， 更在这些构件表面施鲜艳的彩画，钦陵并有石刻浮雕等装饰。二陵早年多次被盗，发掘仍有600多件文物出土，其中玉哀册、陶俑等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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